|
没进档案的“自传”
——中将丁秋生和《源泉》的故事
1964年金秋，一部名为《源泉》的长篇小说出版了。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写的是解放战争期间一个连队从洛阳战役到开封战役期间的故事。作者通过写活几个“解放战士”的形象，展现了我军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小说一面世，受到部队官兵的欢迎，也引起各界读者的关注。
军外读者发现这部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叫丁秋生，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部队，特别是在华东部队和海军，他可是大名鼎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此时，他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
中将写小说，在当时的确是一件新鲜事。他写这部书，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熟悉丁秋生的人都知道，他在我军的各级政治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是一台“永远停不下来的工作机器”。战争年代不必说，全国解放后更是如此。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特别投入……
正因为如此，他才倒在了北海舰队的党委会上。经过紧急抢救，远离了死神的威胁。组织上决定让他先离职休息一段时间。他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静下心来休息。
在医院的病房里，将军的脑海里不停地出现战争年代的情景。他还想起一件事情：五十年代初的时候，组织上要求所有的干部写自传。他也写了一份，对自己从事的政治工作进行了详细生动的回顾。秘书看的时候，竟然放不下了。秘书说，首长，你的这个自传像小说，太好看了。由于这份自传字数太多了，没有能放进档案里，他就留了下来。
他让秘书把这份东西找出来，自己又看了一遍。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经历写成小说呢？
不少来看他的老同志，和他说起解放战争的经历，都鼓励他写出来。他也说：好多年来，这个事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与国民党的作战大都是大兵团、大规模的战役集团作战，从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一直到淮海战役等等，一场战役下来，人员伤亡巨大，兵员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被俘兵员是我们补充人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有时是整团、整营、整连的补充俘虏兵，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许多士兵连帽子、服装都来不及换，只是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下来，掉转枪口就投入了战斗。
丁秋生和他们接触中，认识、了解了他们。这些“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苦出身，只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知道是在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同时消除他们身上的旧习气，发挥他们的特长，调动他们的作战积极性，他们在战斗中大都非常勇敢，有的还成为了英雄。
丁秋生深切体会到，做好这些官兵的转化工作，一定要以人为本，要让他们感到，我们是把他们当成兄弟，当成患难与共的战友。有了这一条，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巨大威力才能发挥出来。他自己就用了许多“解放战士”，给他开车的司机，做饭的炊事员，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
他说干就干，为了丰富创作素材，他找来了几个已成为我军干部的“解放战士”开座谈会。请他们谈自己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就在和这些同志一起回忆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时，将军的创作冲动不时从心头涌起……
他开始了紧张的写作。有时一天要写十个小时以上。这对一个全休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医生和家人劝阻，他也不听。
初稿完成后，他找了些老同志来看，请他们提意见。同时他还找到了老部队的一个作家———当时在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的王愿坚。他把王愿坚请到了部队，真诚地说:“写小说你是行家，我是外行，你帮助我看一看改一改。”王愿坚对这个题材很有兴趣。他用了相当大的气力帮老首长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源泉》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出版社给了他一万多元的稿费，他却做出了一个决定：除给帮自己写稿的同志每人发一些生活补助外，其余全部交党费。要知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文革”中，《源泉》被当成一株大毒草遭到批判，“文革”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为向全军推荐的优秀读物修订再版，《源泉》得以再次和读者见面。也正在这时候，将军有了孙子，他特意为之起名叫源源。
与军事论著结缘
——少将陶汉章的四本书
谁能想到，海湾战场美军陆战队军官中会流传一部我军老将军的著作。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信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的书。
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这本书——它不是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在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我军将军的名字——陶汉章。
陶汉章是何许人也？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原副院长。
那时他已是80多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
在他那简朴的客厅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并写出这本概论的？”
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话题就从这位开国元帅说起了：
“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陶汉章说，“还是五十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
没过几天，刘帅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他首先发言：“孙子兵法13篇，像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六个问题来讲。这六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
刘帅一番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也就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以后5年的时间里，共印了5次，发行10多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此书，他们购买了一百本书，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
那天我们的话题几乎都和书有关，而将军的另几本书也都很有传奇经历。
参加红军后不久，陶汉章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军事问答一百题》，他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还有一面写了字的。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领导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韦国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陶汉章。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著作。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学的就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多年前见到的书。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被派去办一个高级参谋班。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写作，这就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专著——《参谋工作》。
这本书在高级参谋班上当教材以后，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中南等野战军也都有了这本书的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予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德、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地方也安全。
大家助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 
